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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将动摇美元霸权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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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123/都市资讯/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0期)

规则和秩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在规则和秩序的前提下,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谈判、讲道理,或国际组织仲裁解决彼此争端。但在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已经不再讲道理,不再遵循任何国际规则,而是一味将吞噬对手当成唯一诉求,并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这还是文明世界吗?机制性的恃强凌弱,实际就是把人类拖回“动物世界”,拖回食物链中本能的弱肉强食。

不同的是,美国会造谣诬陷、会颠倒黑白。明明是倚仗美元霸权让美国占尽便宜的全球贸易失衡,却被特朗普冠以“美国吃亏论”,强行压制中国与之贸易平衡。

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精英阶层更是心知肚明,以贸易失衡为由大打贸易战,不过是颠倒黑白的说辞,背后则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企图。试想,如果真正寻求中美贸易平衡,美国就应该加大对华出口,但为什么要限制甚至停止对中国的一般性电子类商品(包括芯片)出口?难道这不是美国的比较优势?不是美国重要的利润来源?失去这项出口,中美贸易失衡不是会更严重吗?

美国为什么如此对待中国?

有人刻意把中美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这是意识形态或政治文明的冲突,但真是这样吗?事实明摆着,过去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驾驭和发展市场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加明显,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更加行稳致远。

反观美国,尽管寡头资本富可敌国,而且愈发强大,但在寡头资本全球布局的背景下,它们会给“美国本土经济”留下什么?

分层观察,强大美国背后的隐忧

笔者认为,美国经济需要从两个层面看,其一是资本阶层,包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内,都属于资本阶层;其二是政府和民众阶层。目前看,与资本阶层相关的一系列数据,比如就业、GDP、公司利润等应当说“还不错”。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美国农业,201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西部6个州的农民破产率上升30%,许多农民认为,他们正在经历最艰难时刻。尽管这可能与贸易战相关,但从总体影响看,美国本土的底层产业,其脆弱性是非常明显的。

但其他全球化布局的产业资本则不一样,它们更容易在“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腾挪中受益,而美国股市连续8年上涨已经让他们吃饱了股权资本,增强了创新实力,如遇经济不测,最差也能挺上几年。

美国政府不能通过农业补贴缓解农民的痛苦吗?实际上,美国对农业一直都有补贴,比如鼓励休耕的政策。但面对额外补贴,政府恐怕无能为力。从美国媒体的报道看,5月10日对华加征关税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对农民提供150亿美元补贴,特朗普甚至说政府要大量采购农产品。但是,美国农民不相信政府的承诺,因为政府去年宣称要给予农民120亿美元补贴,但到现在也还没有落实。

这个例子反映了美国政府和民众阶层的真实状况。金融危机之后,各路寡头资本对社会的欠账转嫁给了政府,以致美国政府债务规模高速增长。截至4月16日,美国国债余额已达22.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据美国金融网站ZeroHedge的统计,在8次加息之后,美国财政部已经累计为美国国债支付了超过5万亿美元的利息。另据美国财政部4月7日发布的财务年报显示,2018财年,美国政府收取了3.4万亿美元的税收,但花掉了4.5万亿美元,净亏损1.16万亿美元。

公开消息显示,有关美国国债的最新进展是:第一,美联储“缩表”过程中必然大量抛售美国债务,外国投资者也跟随美联储连续5个月抛售,而且抛售数量屡创历史纪录;第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的各国央行开始大量增持黄金,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不曾出现的新情况;第三,进一步提高美国国债余额上限的难度不断增加,美国财长姆努钦已告知国会山,其正采取额外措施,6月5日前将暂停美债发行工作;第四,美国国债市场已经出现越发严重的利率倒挂(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的情况,这一态势引发全球对美国经济再陷危机的担忧;第五,减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历史地看,减税之后至少3到5年不会有效增加政府税收。

除此之外,美国股市也遭到全球投资者的集中抛售。据美国金融网站ZeroHedge统计,截至今年2月,外国投资者已经连续10个月出售美股,创下了史上最长抛售周期;而过去12个月累计出售了2050亿美元,今年2月卖出美股速度再创纪录。

再看民众层面,近5年来,美国消费增长依然是支撑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这当然得益于美国就业的不断增长。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失业率已经跌至4%以下,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如果失业率减少达到了极致,那美国消费增长的动力还有多大?美联储的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无法立即支付400美元用于救急的美国民众数量开始从50%下降,2018年3月降至40%,但2019年3月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已经回升到42%。

从过去40年的情况看,美国低收入群体越来越大,正在越来越多地依赖信用卡透支,维系消费水平,而且信用卡透支余额越来越大(见图1)。这会不会引发更致命的危机?

至少应当看到,第一,透支相当于每位美国公民都在“发行货币”用于消费,并通过美元霸权对外输出通胀而达成本国经济平衡,如果美国大打贸易战,会不会使美国民众的“信用透支”失去在国外的购买力?美国的消费增长还能持续吗?第二,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或回落,势必率先压制公众透支,消费萎缩,美国经济和公众消费恶性循环,断崖式衰退。实际上,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恶性枪击案频发”,美国社会乱象已经变得越发粗暴,社会稳定的基础已经非常脆弱。

美元光泽骤暗

基于上述新的变化,全球金融市场开始提出顾虑:美国大打贸易战,各国美元获取数量一旦因此缩减,那美国未来每年超过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由谁买单?美国社会稳定、经济稳定是否可持续?会不会如投资大师罗杰斯的预判:正在酝酿的美国金融危机将远远超过2008年?

毫无疑问,在现行全球经济格局不可能立即彻底转变的前提下,世界对美国政府的信任是美国信用能力的基础,同时也是美国国债发行与规模增长的基础,更是美元霸权横行于世的基础。实际上,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严重震撼了美元霸权的基础,如果现在美国执意要打贸易战,颠三倒四地失信于国际社会,那美元霸权的根基势必受到更加严重的威胁。

从历史上看,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为延续美元在“金汇兑本位”时期的霸权地位,美国重构国际经贸关系和规则,大力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构筑了“全球资源品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大致呈现三大特征:一是美元核心;二是金融主导;三是全球化产业分工。三大特征合成了美国霸权的巨额利益——铸币税收入:美国企业出口技术、标准、服务等具有垄断利润的商品,而最终商品生产加工则通过全球竞争、以“性价比最优”为原则、交给其他国家完成。在此过程中,加工国承担资源品的进口消耗,所以必须储备美元。正因如此,美元变成全球通行货币,可以在其他国家任意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尤其是一般消费品。

用货币符号占有他国人民的劳动成果,这就是最低成本、最高收益的“铸币税”,也是巨额贸易利益之所在。为了维系这一丰厚的利益,美国不断提升军力、传播新自由主义理论,并以此提高舆论和资源价格引导力,进而不断提升金融和资本控制力,确保国际大宗资源交易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确保美国金融巨头掌控资源价格走势,并使之成为制约弱势货币国家发展的手段,甚至成为攻击政治对手的武器,比如压制油价以致苏联解体。

军事、金融、理论、舆论——四大优势构筑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构筑了美元霸权的重要支点。但历史是不断演进的,2008年金融危机让世界看清了美国构建的经济大厦实际并不牢固,以此构建的美元霸权基础随之晃动。

第一,美国必须保持无限度的贸易逆差,向全世界输出美元,而其他国家也愿意储备美元以备不时之需;美国必须不断降低本国制造业比重(图2),以确保美国不断增加进口,输出美元。但是,无论古老的“特里芬困境”,还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的伤痛,都在无情地告诉世界:这样的“必须”不可持续。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统计,美元在全球支付市场的份额已从2008年前的60%以上,降至2018年的40%左右。这是否可以证明美元地位正在弱化?

第二,美国必须确保无限度的国债发行能力,以确保政府收入足以维系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军事能力,而且必须确保美国国债的绝对安全,这是美元霸权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2008年到2019年的12年间,美国国债从9万亿美元涨到22万亿美元,达GDP的110%(图3),加上特朗普大幅减税、增加政府基建投资等,美国政府因无法顺利提高国债余额上限导致政府关门的频率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这是否会弱化美国在全球的军力保障?实际上,美国已经削减在北约、日本和韩国等军事基地的保障能力,并试图逼迫美军所在国或地区增加军费开支。

第三,需要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拥有无限的增持热情,这是美国国债极其重要的发行保障条件。但从2018年8月公布的数据看,总计34个海外美债持有国中,至少前12位的最大债权国都在集中抛售美债,俄罗斯和土耳其甚至清仓抛售。从占比看,2008年,9万亿美元国债,境外投资者持有4万亿美元,占比约45%;但2018年,21万亿美元美国国债,境外投资者持有6.2万亿美元,占比30%左右。显然,世界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热情正在消退。

第四,美国需要无限期容忍服务业主导本土经济,尤其是金融对国家经济的绝对控制地位,这导致美国必须无限期、无限度容忍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如果确信实体经济、制造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必然是以财富再分配作为获利手段,尤其是金融业。对美国本土经济而言,一方面是财富创造能力的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是财富再分配能力的不断强化,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是:贫富两极分化加剧。

第五,美国必须永远确保在全球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确保资源输出国出口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输出能力不断增强,军事力量也在恢复,从而不断弱化美元在资源贸易中的占比,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撼动了美元霸权赖以存续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然,还有一些支撑美元霸权的重要条件也在弱化。比如,世界各国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产生了怀疑;再比如,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关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这就弱化了金融的统治地位等等。

上述改变都说明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美元霸权而言都是致命的,这恐怕也是美国政府变得越发狂躁的基本动因。但问题是,这样的狂躁只能加速全世界“去美元化”的步伐。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各国抛售美债、增持黄金的动作越发清晰而急促。

笔者认为,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和时间赛跑,且不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可以带给美国“再伟大”,至少各国寻求自保或抱团取暖的态势清晰可见,这些国家密切关注着中美贸易战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相应做出预案、加固工事,防止自身受到同样遭遇。毕竟,美元的头号对手不是人民币,而是欧元。欧元诞生本身就是欧洲寻求摆脱美元控制的一种努力。现在,欧洲借助伊核危机,在美国控制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另起炉灶,就是例证。

中国必须警惕“项庄舞剑”

在科技实力、人才实力拥有绝对优势的美国,还愁美国本土“再工业化”不能实现吗?没那么简单。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长期实践,已经让美国寡头集团习惯了低成本的全球性生产布局,美国的技术能力往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跨国公司在美国本土之外获取的利润也会因避税而大量留存海外。与此同时,这些跨国巨头的债务却有很大一部分留在了美国本土,美国政府和民众在无法获得这些跨国公司足够好处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帮那些跨国公司背负巨额债务的风险,这不仅使美国本土经济愈发脆弱,而且威胁美国国家信用和美元霸权。

这几乎是个无法破解的死结。特朗普上台后采用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手段,试图引诱或威逼美国寡头集团把利润输入国内,把投资放回本土,但热闹一阵后,并未产生什么特别突出的效果,而且受到寡头资本代言人的强烈反对。这是否表明,在现实条件下,美国几乎无法实现本土经济的“再工业化”?实际上,在特朗普各种政策手段之下,美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不升反降,而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这或许表明全球经济一体化惯性强大,不是特朗普想变就能变的。

无法破解,但可以“重构”。从特朗普大打贸易战的行动中,隐隐感到了美国的另一种诉求:为美元霸权构筑实体经济支点。但是,我们应该明白:美国的“再工业化”可以不是本土经济的“再工业化”,而是可以通过大规模兼并收购实现的“美国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再控制”。鉴于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所以,当美国把焦点对准中国时,我们需要特别小心,要确保中国工业体系控制在中国人的手上。

必须谨防美国“项庄舞剑”。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势力舞动贸易和技术大棒,摧残中国工业体系,同时逼迫中国无度敞开国门;另一方面,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寡头财团势力则对中国实体经济资产虎视眈眈,通过金融手段摧残中国工业企业价值,通过中国股市,一手洗劫中国公众财富,一手寻求一切时机廉价收购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资产。之后,美国资本和技术嫁接实体经济,资产价值暴涨,从而完成“全球实体经济再控制”。

从经济学逻辑看,从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看,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如果美国可以在中国完成上述动作,第一,美国标准实力、科技实力、金融实力和产业服务实力将实现价值最大化;第二,上述实力综合在一起,将带来巨大实业资本价值,而这个价值将彻底充实美国债务和货币泡沫;第三,由军事、科技、金融、实业等构筑的美元霸权“完全支点”,将使美元霸权彻底掌控全球经济,而且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第四,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将再无优势,而所有国家将永远失去摆脱美元控制的机会和可能。

站在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谈判,背后很可能是“吞噬与反吞噬”的世纪大较量,很可能是美国面对自身无解困局并可能导致极限崩溃的恐慌,更可能是美国无法掌控中国而恼羞成怒之后的抓狂。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美国老谋深算的战略和战术安排。

其实,世界各国都明白,世界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顶不住压力,那世界的未来将进一步成为“只有美国的世界”,这其中绝非唇亡齿寒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如何把握人类命运走向的命题。

面对严峻形势的五点思考

中国华为公司被美国政府全面封杀,但华为人却毫无惧色地坦荡面对。为什么华为可以如此从容不迫?因为其“备胎”充沛;为什么华为“备胎”充沛?因为华为人早有铭心之信条:向死而生。

什么叫“向死而生”?实际就是底线思维,放弃一切幻想,在极致情况下拼出生存空间。

国家更是如此。笔者认为,面对严峻态势,我们应该摒弃患得患失的算计,化被动为主动,勇敢面对数倍于我的强大势力。为此,笔者提出5项建议:

第一,把握“接招儿”与“不接招儿”的辩证关系。所谓“不接招儿”就是:你想打、你就打,我不一定陪你打。因为我对你没有幻想,所以中国一切经贸行为要以中国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美国制裁已损害我出口利益,但我不能自损进口利益,如果要损,也是因为更大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对需要的进口商品,应以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为原则,该怎么进口就怎么进口,不排斥从美国进口,但一定要把“正义的反制手段”当成“达摩克利斯之剑”,压低我对美进口成本,让广大中国人民受益。这样的做法可以让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尽可能少受甚至不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更让国际市场放弃“渔翁之利”的贪念。

与此同时,对那些被特朗普政策所害的美国农民,中国应当采取特殊方式保持一定的贸易数额,比如通过定制采购、定点采购与美国农民或农场保持特殊贸易往来,以此分化对手,把握主动,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誉、同情和支持。

第二,把握好“妥协”与“不妥协”的辩证关系。从势态发展看,当美国把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时,就已经摆明,美国的诉求不再是“简单的谈判与妥协的合作模式”,而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模式。在此背景下,单方面妥协几乎没有意义,而妥协将变成对方加高筹码的基础、得寸进尺的新起点,如此没完没了。

况且,对中国虎视眈眈,贪念“渔翁之利”者大有人在,它们也会躲在美国背后对中国狮子大开口,所以妥协只能更被动。但是,不妥协,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在允许的领域主动采取措施扩大开放,先与友善国家互惠互利,共同开发彼此的市场。

第三,爱谈不谈。因为不抱幻想,所以在谈判桌上,要谈,我们欢迎你来谈,但必须拿出平等姿态,要妥协则对等妥协,否则没得谈。

第四,为主动寻求中美贸易平衡,中国是否可以考虑针对输美商品实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关税收入返还企业。所谓“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大致有三重作用:其一,“临时弹性关税制度”充满不确定性,说不准何时增加,也说不准何时降低,更说不准何时停止,以此干扰对手国内的物价预期;其二,以此不确定性,提醒试图抢夺中国市场的他国势力,不要盲目投资,说不定哪天中国调降对美出口关税,你的投资可能血本无归;其三,关税收入返还出口企业,弥补其对美出口可能造成的损失。

此外,还可以通报世贸组织和国际社会,中国实施“临时弹性关税制度”是被美国逼的,迫不得已,这样的措施只适用中美贸易,不适用任何其他国家。

第五,加大中国舆论气场,向国际社会释解和传输中国主张,站在法律、规则和道义的制高点上,揭露美国贸易战、技术战背后可能存在的险恶诉求,见招儿拆招儿,破解一切谎言和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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